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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牛骑友锯掉故宫门槛 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的奇妙“碰撞”
问:近代中国民族自行车产业是如何诞生的?
徐涛:由于工业基础孱弱,西方列强对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垄断,因此中国在自行车传入近50年都没有出现任何一家民族生产企业。早期国内自行车多以英、日、德进口为主。
1897年,上海原本以设摊修理马车、人力车的诸同生开办同昌车行,这标志着民族自行车业的诞生。见有利可图,此类自行车行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这些华商车行多以修车、租车和代销国外自行车产品为主。
▲中国第一家自行车商行——同昌车行的自行车广告
1999年出版的《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》是这样介绍同昌车行的盈利模式:“除经销邓禄普车胎外,还独家代理和独家经销英制三枪、台顿牌自行车,进价以96%优惠,货款规定3个月结算一次,实际上是卖出后结算……”
这些车行通过代销进口自行车和相关零部件,获得不错的收益。得利、大兴、鸿利、润大等车行更是直接“结盟”,垄断进口自行车头道批发的经销权,业务兴旺。
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,一批初具规模、资历雄厚的自行车行,如大兴车行、同昌车行、得利车行,终于开设自己的工厂,尝试在引进部分进口配件的基础上生产自主自行车,此举成为民族自行车工业的诞生标志。
1926年,大兴车行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,聘请两名日本技工正式进行自行车架的组装、焊接和油漆,并命名为“红马”“白马”牌自行车推向市场,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。虽然“国产”只不过是外国零件在中国装配而成,但这已经是不错的开头。
“讲到脚踏车,虽属轻便工业,惟期间制造方式,在简单中是有繁复过程的。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,淬火尤须深具经验。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,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。其它如牙齿盘、把手、花古筒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,看似容易,实在并不如理想中简单。”回忆起当时的艰难,民族企业家邵之深曾感慨说道。
▲三枪自行车广告,刊载于《申报》1922年11月22日
在困局之下,国人也“被迫”开始最早的DIY尝试。“(20世纪)二三十年代北京还有一种便宜车,就是各个车行‘攒’的车,他们用进口的英、日车零件加上若干国产件,拼成整车……质量高低相差颇大,售价不一,总的说比英、德车便宜不少,不讲牌子的市民多买这种车骑。也有顾客自己买零件请车行攒的。应该说,那时的自行车中以攒车为大宗。”作者袁熹在2000年发表的《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》中如是说道。
直至1945年,中国的民族自行车工业才在战火和逆境中不断成长,自行车一切主要车件已经实现自给,每年可装成新车20万辆,自此由经销时代步入能独立制造自行车的民族工业时代。